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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作业长路终于走完了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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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性和制度设计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属性存在于人为满足自身需要与对象发生现实关系的活动中。社会在人的不断扩大的需求推动下向前发展，人性又在社会的发展中日益丰富和完善。人性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的制约。
人性的本质到底是善是恶？这是自古以来思想界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它影响着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例如哲学、经济学、宗教学、文学、法学等。
我国一般是持有性善论的观点，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主张德治理论，是隐含着以人性善为其前提的。孟子明确提出了“性善论”的人性假设，目的在于为他的“仁政”理想服务。但是荀子却不这么看，他明确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并以一个专篇来论述，他关于人“性恶”的人性假设几乎是他全部学说的基石。可是，历史选择了孔孟的学说，性善论的观点盖过了性恶论，到了宋朝经过《三字经》这一启蒙读物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宣传教育，更是家喻户晓。基于这样的思想基础，中国更多的是用软约束管理人，用引导的方法管理人。在古代，省以下的行政单位靠“宗法”管理，宗法就是家族式的管理方法，同样管理得有条不紊。
而在西方，却一直是主要以性恶论为思想理念的基础。西方性恶论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尤其是近代启蒙思想家，无一不是坚持性恶论的。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主张人治，而晚年写作的《法律篇》中则主张法治，这种思想转变中，认识到人性的贪婪和自私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在作为对整个近现代西方文明产生重大影响的基督教则更主张人类是有“原罪”的。 所以西方更多地强调惩处，强调法制。法治强调对公共权力及其运作进行限制的思维逻辑是对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与组织采取“先小人后君子”的以人性要素之中的“恶”要素优先于“善”要素的人性预设。 哲学家休谟讲得非常明确：“在设计任何政府体制和确定该体制中的若干制约、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公民都设想为无赖之徒，并设想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
从遗传学和基因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是与“私”同在的，由于遗传和基因复制的最基本的法则就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的最普通形式是指实体的差别性生存。某些实体存在下去，而另一些则死亡。”而“在任何称得上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的实体中，都会发现自私性。” 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所设想的“实现财产公有，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人们自觉地各尽其能、各取所需”就是建立在对人性的这样一种设定下：如果给予适当的条件，人性总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而后来的实验者欧文依据理论把一些失业者聚集在一个社区，希望他们自给自足，建立理想的和谐新村。他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原因是主流人群都想少干活，多捞油水。没有指定约束人性的制度，无论多少次实验的结果都是一样，因为这是人性使然。
二、中国人人性分析
中国人在外国人眼中是最奇怪的人。中国人有一些独特的人性特点是外国人无法理解的。中国本来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家。若没有与西洋民族接触，仍然自成为一个世界，也就无从得知自己的短长。自鸦片战争以后，门户洞开，节节失败，受着重重外力的压迫，于是我们才觉悟到我们的民族是缺陷的。被誉为20世纪中国唯一的思想家、哲学家的冯友兰曾说过：“中国文化不好不是因为是中国的，而是因为是中古的；西方文化好不是因为是西方的，而是因为是现代的。”农耕文明坚持到最后一刻，最终也无法阻止不了时代的步伐。然而传统的惯性是巨大的，中国人的现代文化至今都很不清晰。
2．1 中国人的“怯懦”
鲁迅先生在小说《坟》中就深刻指出了民族劣根性中的“怯懦”。那些脖子伸长了像鸭一样的老百姓，漠然地看着革命者夏瑜为了民众争取自由和民主被砍头的场景，华老栓冷漠地拿着沾着革命者鲜血的馒头给自己儿子治病的寓意更是发人深省。
仗义执言、直面惨淡人生的勇士一直是为表面所宣扬的，实际上背后才不不会傻到那么去想、去说、更不去做呢。我们常常搞什么模范事迹宣传会，实际上有啥用呢？开完会、听完报告，最多留点感动的眼泪，增加几幅电视特写画面，之后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实际行动在哪呢？都只在思想汇报、总结材料里、座谈会上。因为一般人骨子里就是觉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人性怯懦的深层次原因和中国人生性平和的民族性格有关，这和地理环境有直接关系。中华民族除了一部分受游牧文化影响的地区的人民风彪悍、性格粗犷外，如东北、西北地区等，其它地域所处自然条件都较好，一直属于中原农业文明影响的区域，自给自足、生性较懒、民风柔和。因为自然条件较好，人们不必争斗，就能生存，所以人们普遍不尚武力，不太团结。另一方面东方文化也提倡平和，消除人们的尚武之心，所以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整体上是人性平和、柔弱、不崇尚武力的。
另外，中国自古至今的皇权至上的制度是造成国民人性怯懦的重要原因。中国几千年封建大一统的历史，是一部皇权至上的历史，每次王朝更迭，中国特色封建制度不是削弱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国的封建制度强调皇权至上，对万民的控制。皇权及其附属的王公贵族的特权对老百姓可以随意践踏，任意侵犯。在这种制度下，老百姓没有个人的权利，谁敢反抗只能换来砍头和灭族。这种皇权、特权对百姓私权的长久压迫，造成老百姓对个体权力的麻木，对皇权和特权或者说公权的畏惧。新中国成立以来，工农百姓获得了极大权利，但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并没有明确确立，生产资料大一统，一切要素的分配权掌握在中央手里，这种制度设计依然是对私权的蔑视。在唐代当官的和百姓的比例是7900：1；到了清代是3800：1；到如今吃皇粮的和百姓的比是34：1，而在最发达的美国，一个州吃皇粮的人仅仅60到70人，由此可见，中国的公权之臃肿之势力庞大有增无减。
2．2 中国人的“关系”
“关系”是外国人最不能理解的一个词之一。中国人关系的错综复杂从称谓中就可以看出来。外国人的称呼只是区分辈分和性别，而中国人的“表堂姑婶叔伯”等搞得人昏头脑涨，所谓的“干亲”更是中国人独特的发明。“只要有关系，什么都能办”几乎是所有中国人认同的真理。关系就如同一池静水落入一粒石子后激起的一圈圈的涟漪。每个人都身处在关系网之中，如果有幸身处涟漪的核心，周遭的人几乎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所以所有人都拼命的往那个核心挤，因为在中国有关系就等于有了一切；所以在中国做任何事情，哪怕是再小不过的事情，都尽量找找关系，因为只有这样，心里才踏实。
2．3 中国人的“爱面子”
在明恩溥氏所著《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对中国人的“爱面子”有着非常精彩的描述：“中国人心目中的脸皮，并不指头部前面的那一薄层，却是一个综合的名词……我们西洋人就根本懂它不得。” “中国人的问题，永远不是一个事实问题，而是一个格式问题，不是事实的对不对，而是格式的合不合……在这一点上，中国人只好和西洋人分道扬镳……中国和事佬最大的任务，便在研究出一个脸皮的均势的新局面来……各不伤脸……至于公平的处断是不可能的。饭碗可以不要，脸皮却不能不要……至死也要救他的脸皮。”
中国有“三为”的价值观，一年四季忙着一张嘴，为了吃饱饭；人活着为了一口气；死爱面子活受罪为了一张脸。西方也有“三为”和 “三不为”的价值取向：为自己活着，不为别人活着；为今天活着，不为明天活着；为这代活着，不为下代活着。他们更加讲究实际，讲究生活质量，这里有深层次的文化差异。
2．4 中国人的“不读书，不思考”
复旦大学的首席教授王讯说：“我这个博导在欧美那些名校也就相当于一个副教授”。这其实并不是教授的谦虚，中国在SCIENCE上发表论文最多的是西北工业大学的一个教授，总共六篇，而在剑桥这样的大学，一个普通的lecture一年在SCIENCE上发表两篇论文。中国的研究生批量般生产，一个牛导带三四十个学生，戏称“养猪场”，有的研究生一年也看不到一本书，就连最后的毕业论文，都是在网“CTRL+A+V+C”轻松搞定，而一般搞科研的人都知道，网络上的资料质量还是相对偏低的。
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游历欧洲追寻失败的原因，最终他发现真正的原因在于“国脑”、“民智”，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国脑之不能离民智而独成,犹国体之不能离民体而独立也.信如斯也,则我中国积弱之源,从可知也.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此五千万人中,其能通文意,阅书报者,殆不满二千万人也。此二千万人中,其能解文法执笔成文者,殆不满五百万人也。此五百万人中,其能读经史,略知中国古今之事故者,殆不满十万人也。此十万人中,其能略通外国语言文字,知有地球五大洲之事故者,殆不满五千人也。此五千人中,其能知政学之本原,考人群之条理,而求所以富强吾国进化吾种之道者,殆不满百数十人也。以堂堂中国,而民智之程度,乃仅如此,此有心人所以涓涓而长悲也。”
而到了几十年以后的今天又如何呢？早在1995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世界平均水平就已达到4.9%，而直到2001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仅占GDP的比例为3.19%，长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是全面落后，而越来越落后。在建国五十周年的调查中，我国仍然有80%的文盲。教育兴国喊了多年了，却只见科技竞争力不断下降，技工荒出现了，中专衰败了，大学的门槛低了，精英教育的大旗被拔掉了，插上了大众教育的旗杆。培养大批为企业所嘲笑的低能者，而非真正的人才。缺实践、短能力、眼高手低，是许多很多大学的毕业生，包括研究生的典型特点。
2．5 中国人的“智慧”
我们常说上有对策、下有对策，表面一套、背后一套，实际上反映了很多中国人中庸处世的哲学逻辑。举个例子，中央为了改变公款吃喝成风的现象就出台了“宴席税”，规定三百元以上征收宴席税，这个简单，化整为零，下级仍然可以充分地向上级表示爱心。于是，中央规定“干部下乡，四菜一汤”，中国人的智慧得到了完全的体现，不就四菜一汤吗，大碗里可以套小碗，大盘里面可以套小盘子……百姓讽刺地说“干部下乡，四盆一缸”。到如今，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上透露， 2004年官员就车耗费、招待用费、出国考察费三项就花了7000亿，其中还不包括公务人员的工资支出。所有的失学儿童完成一年的学业才仅仅需要100亿左右而已。“弄虚作假”中国人更是行家，“大跃进”时期，一方面工业大跃进，一方面农业全面放卫星。放的最小的卫星是亩产8000斤，最大的卫星是亩产200万斤，这样最大的问题变成了粮仓不够，于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边不停地饿死人，一边大兴土木建粮仓。
三、中国改革的问题
自立和自强是中国救亡图存的两个主题，自立的任务在1949年基本完成，而自强的任务至今看来也没完成。根据现代化理论，后发型国家追赶先发型国家走的步骤无一例外都是从经济到政治再到文化，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中国的寻求自立自强的道路惊人的相似：洋务运动实际是中国工业化的过程，是一次经济变革，但最终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而宣告失败。康梁的变法以后党的胜利告终，而后党就代表着广大的不睁眼的人民群众，多数人不愿意变革，不愿意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帝制，但仍无法救国，根源在于人，人必须先有意识，然后才能知道怎么做。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抓住了救国的根，但没有治疗，这就是孙中山晚年说“实业不能救国”，鲁迅弃医从文的原因。所以改革的逻辑顺序理应从人到政治再到器物。
但是逻辑顺序并非一定应该是时间顺序，如果以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状况人还没有培养出来就已经饿死了，所以无论是建国初期还是改革开发都首先发展经济是正确的，但是到了今天理应把政治改革和文化改革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经济发展像宪政秩序这棵大树上的枝叶，它再茂盛也不能与树根相比。西方的经济发展都是都是宪政在先，经济大发展在後。英国光荣革命前，政府的贪污和人民的寻租行为（走后门）与中国目前一样。正是光荣革命创立的虚君宪政代议民主，提供了一种机制，使政府对宪政秩序的承诺变得可信。因而政府对财产的尊重和保护成为可信承诺，寻租行为受到限制，有了这些宪政环境，才会有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经济大发展。在文化改革方面，至今也没有产生于改革相匹配的现代文化，一方面封建农耕文化应该批判；一方面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土壤上站不稳脚跟；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变的不是很多人信仰。这就是中国改革出现光怪陆离的怪现象的本质原因。在这种矛盾下中国人逐渐没有信仰，这是非常可怕的，寻求现代文化对于中国人来说迫在眉睫。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中写道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事实上资本主义确实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凯思斯学习前苏联革古典经济学的命救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就在不断的改革中脱胎换骨、欣欣向荣。中国也是一样，要坚持改革，打开国门，睁开眼睛，向一切先进的文化学习，这样社会主义才能永葆青春，中国的改革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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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谢谢李钢老师，介个是我上学为止为数不多的最尊敬的老师之一
